馮時 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一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古文字學學科帶頭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兼任中國歷史研究院學術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研究院中華文明與世界古文明比較研究中心副理事長等職。主要研究領域為古文字學與天文考古學，旁治商周考古學、先秦史、天文年代學、歷史文獻學、民族古文字學、古代思想史和科技史。
編者按
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認真落實全國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會議精神，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報社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圍繞文化傳承發展這一主題，持續策劃開展系列宣講。本場講壇來到河南安陽殷墟博物館，從文字學與天文考古學的視域出發，探求中華文明的起源與發展歷程。
文字的創造不僅是為了交流，更重要的是承載知識與思想，文字沒有中斷也就意味著文化沒有中斷、文明沒有中斷。因此，從文字起源的角度認識中華文明就是一件非常重要且有意義的工作。
“文”“德”與中華文明
一個根本的問題是，什么是中華文明？“文明”屬于己身文明的概念體系，所以要從自己的文獻傳統中追溯其本義。我歸納為三條：中華文明第一重視道德，第二是知識，第三是禮儀，這構成了中華文明的“三要”。對文明社會而言，道德是成人之本，知識是立身之本，禮儀是治世之本，從而形成中華文明的“三要三本”。
人類文明社會必須是由文明人建立的，有了個體的文明才能形成群體的文明，進而形成文明的社會，因此中華文明始終重視成人之道，這就是中國先賢對文明的理解。《尚書·舜典》：“浚哲文明，溫恭允塞。”是說傳說中的舜具有深智大德，成就了文明。浚哲是深智，在西周人的觀念中，有德者才能有高明的謀猷，心懷智慧。而大德者必在容儀上體現出來，這就是“溫恭允塞”所表現的溫和、恭肅、誠信、實在的德容威儀。
《韓非子》在追述倉頡造字時稱：“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古人造字，最關心的仍是文明問題。“私”的本字作“厶”，畫一圓圈而像“自環者”。自私者凡事無不圍繞自身的利益考慮，不可能有長遠謀劃和智慧；公而忘私者則唯計大局和長遠利益，如此才能深謀遠慮而具大智。所以公、私二字體現著道德和智慧的關系。
中華文明之源在天文。《周易·乾·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見龍在田”是因，“天下文明”是果。龍的原型是由二十八宿中的角、亢、氐、房、心、尾六宿組成的天象，龍為星象而回天運行，其位置的變化顯示了時間的變化，古人據此觀象授時，指導生產和生活。“見龍在田”是乾卦的九二爻辭，這是龍星角宿在太陽西沒后從東方地平線上冒出的天象，民諺稱為“龍抬頭”，人們以此作為新的農作周期開始的標志。
龍的原型為星象，所以對比龍星，甲骨文、金文“龍”字的取象就可以找到答案（圖1）。上古統治者觀象授時，久之觀象者便與其觀測的龍星建立起固有的聯系，龍也就成為天子和王權的象征。
文明的關鍵在“文”。唐代孔穎達注解《周易》，對“天下文明”的解釋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其中的“文章”意即“文彰”，古人所說的文明實際就是文德彰明。
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像人正立而特明其心（圖2），其所暗示的文明觀就是以文德修心，這是人區別于禽獸的根本標準。《禮記·曲禮上》：“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是以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中國古代思想家很早就認識到，人之所以區別于禽獸，關鍵就在以道德修心，所以漢字的“人”實際是通過其讀音體現仁德的“仁”，也就是“仁者，人也”的思想。有德者為人，無德者為禽獸，這就是中華文明觀的基本思考。
德的內涵很具體，西周金文就為德給出兩個字的定義，即信與孝。從誠信觀念發展的歷史看，孝其實是信的延伸，因此道德的核心思想就是信。然而古人為什么萌生誠信的思想呢？這與觀象授時不無關系。《易傳》“見龍在田”建立了“天下文明”的天文基礎，其所揭示的是通過觀象形成了以“信”為核心內涵的道德體系的事實。龍星的行天變化所對應的時間是長期穩定的，如果借助立表測影解決時間問題，則時間周期的精確性將更為持久。古人測到，夏至正午的影長是全年最短的，而經過365天，夏至還會重新回歸。這種情況在上千年的測影實踐中都不曾改變，由此，人們逐漸萌生了“至信如時”的思考：人和時間從無約定，但其卻如期而至，可見時間具有誠信的品德。進而，人們以“信”作為道德修養自身，形成文德，最終成就了文明。這就是“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所表達的天文作為文明之源的因果邏輯。
古人通過觀象授時完成道德體系的創建，這一歷史可通過考古材料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湖北秭歸東門頭發現了這一時期的測影碑表（圖3）。山西襄汾陶寺發現了夏代早期槷表及一整套測影儀具。沒有持續不斷的觀象授時就不可能產生文德，也就不會產生文明。因此，早期測影儀具的發現為中華文明起源的探索提供了堅實物證。
文字與中華文明起源年代
“文”字反映的不僅是文德，更是文明，這意味著“文”字出現的年代對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年代意義重大。據文獻記載，夏代始祖大禹名曰“文命”，意即以文德教化天下，以文化人。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器以朱砂書有“文邑”，其中文邑的“文”應是夏朝的國號。因為夏禹深具文德，故夏人以大禹之名命名了夏朝。商代甲骨文還有“文邑受禾”的占卜，可見直到商代，人們仍在關心夏墟文邑的收成。將甲骨文和陶寺的“文邑”對讀，可以確切證明陶寺的文字實際就是漢字的祖先，據此已可將漢字出現的時間推到距今四千年前。
比陶寺更早的漢字出土于距今七千年前的湖北秭歸柳林溪，目前已發現八個單字，是迄今所知明確無誤的最早的漢字。一件頂面刻有八組“五田文”的陶支座（圖4），“五”字與甲骨文的“五”字相同，但更原始；“田”字則與甲骨文用于農田的“田”字別無二致；而“文”字的寫法則與甲骨文完全一樣，其作為漢字的祖先是毋庸置疑的。
八組“五田文”刻于九宮的空間背景極具意義。人類最早的知識體系是他們對空間和時間有意識地進行的規劃，立表測影最先規劃的空間圖形是二繩，爾后發展出四鉤和四維。古人以所立之表為圓心，以一定的長度為半徑畫圓，在日出和日落時分別記錄表影與圓周的交點，以繩連接兩點的直線方向就是東西；同時取兩點的中點，以繩連接與表的垂直方向就是南北。兩條繩子形成的“+”形圖像名為“二繩”，其空間概念就是五方。如果配以十二支，指向東西的繩是卯酉繩，也叫卯酉線；指向南北的繩是子午繩，也叫子午線。中國的子午線就是這樣測得的。二繩空間并不具有面積的意義，先民從紡織獲得靈感，通過無限積績二繩的做法，使二繩具有了面的意義，這一空間即是五位，也叫日廷。日廷五位的四角必然留有四個矩形缺口，古人稱為“四鉤”。二繩和五位都屬于五方空間，如果古人需要認識比五方更多的方位，那就必須認識東北、西北、東南和西南四個方位，這就是“四維”。將二繩、日廷與四維重疊，便形成中國傳統空間的完整圖形——九宮，其至少表現了八方和中央九個方位。《淮南子·天文》：“子午、卯酉為二繩，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為四鉤。東北為報德之維也，西南為背陽之維，東南為常羊之維，西北為蹄通之維。”描述的就是這個圖形。（圖5）
傳統空間觀對中國文化的影響相當深刻。古人以二繩為原型創造出漢字的“甲”，以其作為十天干的第一字，用以記錄空間和時間。二里頭文化的青銅鉞上即以綠松石鑲嵌兩周“甲”字，外周十二甲，象征十二月，內周六甲，象征六陰月和六陽月。鉞為王權儀仗，王主觀象，并以其建立王權，所以于王權儀仗必須表現天文歷法的內容。古人又以日廷五位為原型創造出漢字的“亞”，作為人們最早認識的大地形狀。樸素的宇宙觀認為天圓地方，圓天源于觀象，但地方的概念卻只能通過立表測影而獲得。當無限積績的二繩將四鉤所缺的四角補齊，方形大地的觀念才可能形成。亞次的意義就源于天尊地卑的思想。殷墟侯家莊發現的商王陵為亞形墓室，表現大地，因為墓葬必須再現墓主人的生前世界，上具天文，下具地理，體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喪葬理念。
不僅早期的日廷圖見于殷墟青銅器，九宮圖也見于距今七千年前后的安徽蚌埠雙墩、湖北秭歸柳林溪、陜西西安半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甚至柳林溪還發現了基于九宮空間刻寫的八組“五田文”，這顯然表達了空間觀念下所呈現的文明，也就是五方乃至八方無不文明的思想。
“五田”的意義當然是指五方天下，古代王權正以五方象征天下，而“文”的含義則是文德與文明，很明顯，“五田文”所表達的思想就是《易傳》所說的“天下文明”。事實證明，七千年前的中國先民已建立了相對完整的文明觀。
柳林溪的“五田文”不僅表達了天下文明的思想，而且八個“文”字特別設計為四維中的東北和西南二維，這一做法極具意義。古人認為，圓形的天蓋如果不能與大地拴系在一起，天地就不可能穩固，人類社會也將永無寧日。于是大地的四角就有了四維的名稱。將這一宇宙觀引入人類社會，四維也就被賦予了道德的意義。正因為四維是穩固天地的維繩，而道德則是穩固人類社會的綱紀，于是古人將道德賦能四維，形成了以道德為國之四維的思想。《管子·牧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柳林溪“五田文”將“文”字充為四維的設計，正是這種以道德作為國之四維思想的淵藪。
考古學資料顯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至遲在距今七千年就已形成了。河南濮陽西水坡距今6500年的原始宗教遺存，其中墓主人置身的墓葬形制即呈南圓北方，而中國傳統的宇宙觀以南方象天，北方象地，所以南圓北方實際體現的思想就是天圓地方。
遼寧建平牛河梁發現距今5500年的紅山文化祭天圜丘和祀地方丘，同樣是天圓地方思想的反映。古人奉行“所祭必象其類”的祭祀理念，所以祭天的圜丘必象天圓，祀地的方丘必類地方。圜丘更呈現為三個同心圓的形狀，表現二分二至太陽視運動軌跡。內圓為夏至日道，外圓為冬至日道，中圓為春分和秋分日道，古人稱之為“三圓”或“三天”。這一思想傳至后代，不僅距今5300年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出土了祭天的三圓玉璧，直至明清北京天壇的祈年殿、祈谷壇以及祭天的圜丘，也無不呈現三圓三天的形制。
天蓋須有天柱支撐，古人對于天柱的認識，同樣為以時空認知為核心的中華文明宇宙觀的起源提供了佐證，對漢字及華夏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天問》：“天極焉加？八柱何當？”天柱不僅設于八方邊隈，而且中央天柱還要直居天極之下。其實柳林溪出土的大量陶支座，其形狀正作支撐天蓋的天柱的模樣，甚至有的陶天柱上還刻寫著漢字“朱”字（圖6）。
“朱”實際是支撐天蓋的天柱本名。是什么喚起了古人對擎天之柱的想象呢？房柱顯然過于矮小，不足以誘發這種認識，唯一有資格作為天柱原型的莫過于數千年長成的參天大樹。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在記載分至四神的創世作為時說：“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旁動，捍蔽之青木、赤木、黃木、白木、墨木之精。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奠三天，維思縛，奠四極。”比較帛書圖像，四方天柱的位置正好畫有四棵大樹，確切證明天柱的觀念起源于大樹。
那么什么樹才能充作擎天之柱呢？一個重要條件就是精氣不失，長生不朽，而“朱”字表現的就是這樣的樹種。《說文解字》說“朱”是赤心木，為松柏之屬。顯然，天柱矗立的位置必在八極，其中立于北極、南極的天柱必須具有耐受嚴寒能力，否則便會精氣耗散，毀朽而無力擎天。而松柏則具有耐寒的品德，所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故長青不朽，遂為擎天之柱。柳林溪先民以天柱名“朱”，表明天柱思想在七千年前已經形成，這是中華文明宇宙觀的智慧。
有趣的是，商周古文字“蛛”字本即作蜘蛛攀附朱木的形狀。蜘蛛結網，在原始宗教中便具有了架設通天之路的神靈的意義，然而結網建路必須依附于通天的天柱，致使“蛛”有了攀附朱木的字形。西水坡原始宗教遺存于表現墓主人靈魂升天的途中特別擺放了蚌塑的蜘蛛，目的就是要通過蜘蛛結網鋪就通天之路。
柳林溪陶器的二繩還見用漢字的“五”字標注，于中國算學及中國文化都具有重要意義。其不僅證明“五”字的創造是基于傳統空間知識體系完成的事實，而且作為第一個獨立數字，可以視作中國獨立數字體系已經建立的標志。
人類數字體系有兩大起源，一是積數體系，二是獨立數字體系，后者源于中國。中國的早期數字，一、二、三、亖都是積數而成，但從五開始已為不同于積畫的獨立數字，這是極為進步的數學思維。東周時代，亖為四所取代，也為獨立數字。完成了獨立數字體系的建構，才能進行宏大的數學計算。同時，柳林溪陶器還刻有“八爻”文字（圖7），“爻”的意思是陰陽交替，所以“八爻”就是八方陰陽交替，其體現的仍是空間陰陽的哲學思考。空間是表述陰陽的理想形式，這使八方自然被賦予了陰陽的性質，其以一陰一陽交錯出現，體現了傳統九宮的配數思想。古以奇數為陽，偶數為陰，故北配一為陽，東北配八為陰，東配三為陽，東南配四為陰，南配九為陽，西南配二為陰，西配七為陽，西北配六為陰，八方無論左旋還是右旋，都呈陰陽相交，此即“八爻”所表達的思想。考古學研究證明，中國古人至少在八千年前就已完成了陰陽的思辨，并逐漸形成奇陽偶陰的易學思想，而柳林溪的“八爻”顯然是其思想之源。
今天通過對柳林溪文字的研究，已將漢字起源的歷史追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發展到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已經非常成熟。目前發現的甲骨文單字已超四千，這甚至遠遠超過多數國人畢生所掌握的漢字數量，如此龐大的字群顯然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創造完成的。理由很簡單，次生文字的創造由于有可參考的文本，可以迅速創造出來，如八思巴字、契丹字、女真字等，而甲骨文作為原生文字沒有可借鑒的母體文字，每一文字的創造，每一概念的形成，都須通過先民對自然萬物長期的觀察分析獲得，這只能是一項漫長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考古資料已將漢字的起源年代上溯到了距今七千年前甚至更早，這打開了中國文字起源研究的新視角。如仰韶時代流行一種被考古學家稱為“小口尖底瓶”的陶酒器（圖8），甲骨文“酉”字即是這種器物的象形，而以“酉”為原型所創造的文字還有很多，如“酒”“奠”“尊”等，這種器物于商人是無緣得見的，也不太可能了解其禮制意義，進而據其為原型創造文字。今天我們將漢字的起源年代追溯到七千年前，那么，小口尖底瓶流行的時代就成了漢字創造的中間過程，矛盾也就可迎刃而解。
文字起源的夷夏兩源
文字起源的夷夏兩源問題需要重視。以往談中國文字，似乎只是漢字一統天下，考古資料則讓我們有了新的發現。出土于山東鄒平丁公龍山文化遺址的陶片上刻有11個字，結體完全與漢字無關，而以古彝文對讀，卻無一不合（圖9）。據對這類材料的研究，我提出了中國文字起源“夷夏兩源”的新理論。我研究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不僅指漢字的起源，更包括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非華夏先民的文字的起源。早期文字都起于象形，但在不同的文字體系中，相同的象形符號卻表達著完全不同的意義。文字起源的研究首先需要通過對考古資料的分析，判斷不同的考古遺存究竟屬于東夷文化還是華夏文化，進而才能利用相應的文字研究解讀，得出客觀的結論。
比如，河南舞陽賈湖出土了距今8500年的龜甲文字，刻有一個眼睛圖案。學者多據甲骨文釋其為漢字的“目”，然而古人為何要在龜甲上刻寫“目”字？如果認為占卜者為目疾而祈求神明的話，那么反證就不可忽視，因為在良渚文化的祭天玉璧上也刻著眼睛，難道也是為了去除目疾？這顯然難以講通。其實，賈湖文化更多地具有東夷文化的特征，因此用漢字對讀的做法就不可取了。而在古彝文中，這個形如眼睛的文字則是“吉”。占卜的目的是求吉，祭天的目的也是求吉，文從意順。由此推斷，作為古代知識體系的重要部分，中國文字的產生至少已經有了八千年的歷史。
最早的文字是原始宗教的產物。人與人的交流通過語言就可以完成，無需文字。但人與神明的交流，如要確認交流雙方的真誠不欺，就必須創造出一套符號體系才能實現，這就是文字。這意味著為實現人神的交流，人所創造的文字對于神明而言必須不教而識，那么文字的創造方法就只能有一種——象形。早期象形文字都是宗教性的，其使用者也是神職人員。古埃及圣書體象形，使用者為祭司；瑪雅文字象形，其用于通神；中國的古彝文象形，使用者為巫師畢摩；納西文象形，使用者為巫師東巴。漢字也源于象形，而商代甲骨文的性質為通神的卜辭，青銅器則為宗廟祭器，無不為了實現與祖先和神明的溝通。
了解了文字的宗教背景，便不難理解古彝文以眼睛的象形文表達吉兇之吉的初衷了。文字為通神而創造，而通神的標志必須是通過眼睛完成對文字的識讀，所以文字通神必須強調眼睛識字的作用，識字則意味著與神明相通，這使識字之眼目發展出了吉祥的意義。造字的倉頡面生四目，山西永樂宮元代《朝元圖》中的倉頡甚至面生六目，都強調眼目通神的意義。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人像恰分兩類，一類目盲無睛，首頜俯收，嘴角下垂，面容哀苦，此未通神明之貌；而另一類目明長睛，首頜仰起，嘴角飛揚，面容歡笑，甚至額前云氣騰天，一副與神明溝通的喜樂之貌。《楚辭》：“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描述的就是以眼目通神。
中華民族自古就是多元一體，早期文明呈現夷夏東西的格局，至夏王朝建立，華夏先民使用的漢字成為溝通天神而獲得天命的正統文字。其后商滅夏，必須繼續前朝的文字才能獲得天命王權。而后周滅商，也同樣需要繼承其文字。歷代相延，從而使漢字在夏代就已確立的正統地位無可動搖，傳承至今。而傳承文字也就傳承了文化，這就是中華文明延續數千年沒有中斷的重要原因之一。
小 結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知，七千年前的古老漢字早已不再局限于對日常生活的簡單描述，已具有了對形上文明的思考。因此，如果總結中華文明的核心價值，我想重在兩點，一是道德觀，二是宇宙觀。道德觀解決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這是文明社會得以建立的根本保證。宇宙觀則重在解決天地人之間的相互關系，這是人類社會可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事實上，人類社會的歷史并不只是人類自己的歷史，人類要想長久地生存發展，就必須處理好天地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古代先賢對這一宇宙觀的概論總結就是“天人合一”。
回顧過去并不是為了陶醉于過往的成就和輝煌，而是為了今后的發展，我們需要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今天的中國是從歷史的中國中走來，歷史不僅可以證今，更可以知遠，指明未來發展的道路，這才是中華文明研究的真正價值。所以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必須繼承下來，并發揚光大。